中医的“三药三方”在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药三方”中的代表清肺排毒汤、连花清瘟胶囊都是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经方为基础研制而成的。
张仲景，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瘟疫时代的拯救者。
张仲景塑像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写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田野到处都是人死后的白骨，千里听不到鸡鸣，真是凄惨无比，死了这么多人可不仅仅是因为战争，而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瘟疫。
赤壁之战，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所向无敌，结果铩羽而归，撤退的原因不仅是周瑜的火攻，还在于军中大量士兵感染瘟疫。曹植描述当时百姓疫情惨状：“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家家有死尸，户户办丧礼，有的人靠着门就死了，有的全族覆灭，无一生还。从历史数据看，汉桓帝时期全国登记在册5000余万人口，三国后期人口已不及千万，可见汉末战争与瘟疫的惨烈！
医圣张仲景谈到自己的家族：“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家族本有200人口，不到十年时间，死了三分之二，70%是因为伤寒瘟疫，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惨剧的张仲景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立志向瘟疫挑战，要做个拯救黎民疾苦的大医师。
当时对瘟疫的统称是”伤寒症”，老百姓叫”热症”。因为症状多半是高热，畏寒，头痛，然后引发气喘，体力衰竭直至死亡。因为伤寒症来势迅猛，高热不下，传染性极高，治疗的难度相当的大。
张仲景认真分析了每一个病患的症状，把”伤寒症”分成六个层次之后，用八种方法逐个攻破不同程度的伤寒症，做到对症下药。经过对伤寒症状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张仲景广泛收集天下医方，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终于在公元210年左右写成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到了宋代这本著作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治疗的灵魂，同时《伤寒杂病论》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恩泽后人千年。《伤寒杂病论》意义是重大的，对当时的疫情防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自汉末之后，中国再没有过那样死亡千万人的大疫，直到今日，我们仍在沿用1800年前张仲景留下的经方对抗疫情，怎能不深深感念一代医圣呢？
（二）
有一年，一个日籍华裔大姐找我开养生茶馆，我就好奇什么是养生茶馆，她就给我讲在日本东京银座有个法国人开了一家汉方养生茶馆生意非常好，这个法国人先是在韩国接触了汉方，跑到日本，根据中国二十四节气搞了二十四个种类的养生茶，就是每个节气喝相应的养生茶，这个养生茶是根据汉方配置的，所以叫汉方茶，大姐说这个养生茶馆在东京非常受欢迎，想在国内找人合作。当时我就通过她逐步了解到汉方在日本的发展情况。先说说什么是汉方？日本人把源自中医的治疗方法称为“汉方医学”。日本的汉方医学就是以汉代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主要经典， 他们追捧的汉方药，大都是《伤寒论》的原方。 日本人非常崇敬张仲景，大概到了11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宋代的时期，日本光研究伤寒论的学者有300家，有专门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现在东京的常泉寺内有专门纪念张仲景的石碑。
不过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从根本上排斥汉方医学，汉方医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导致汉方学几乎灭绝。同样我们国家民国时期，汪伪政权准备废除中医，幸亏在中医大家孔伯华与西医的竞技比赛中获胜才使中医免遭废黜。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且西药对人体副作用大，价格昂贵。197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这个部门等同于医疗卫生部），厚生劳动省批准可以使用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200多个古方生产汉方药，并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用制度，就是汉方药可以进入医疗保险，这样患者采用汉方药，个人就只需要承担10%—30%的费用，大大鼓励了汉方药的应用，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其实日本近代医学发展也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这方面我们是不可以学习学习日本。